同时，父母相对于子女而言，不只是一个肉体之存在，而是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天命在身者，父母固有过错，但这只是一个天命在身者的不慎或一时的无知疏忽，是以子女在奉事父母之时，可以做到敬无违、劳不怨也。

重点讲思想文化，是因为思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统帅和灵魂，是湖湘文化独具的特色和优势。地势南高北低，冬天北风毫无遮拦地直贯三湘四水，气温骤降。

在方法论上，他强调变，他几十年研读、解读《周易》，不断地对《周易》进行思考阐发。陶澍、贺长龄、魏源、汤鹏、邓显鹤等湘籍官员与学者，受王船山思想影响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动力，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武器，掀起一波改变风气，影响政局，启迪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楚人到沅湘流域之前之后很长时间，由于山水阻隔，众多土著部族，形成了多种多样多变的自然神崇拜。马克思主义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，但是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深刻持久的影响。周敦颐用道家的无极太极思想资源创立理学恐非偶然，融会道佛的理学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，也有其土壤气候的原因。

屈原以思想和诗给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。这实际上是说，他运用湖湘文化，实践湖湘文化，改造弘扬湖湘文化，让湖湘文化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。我们来看以下三条：隐公四年：翚帅师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

如果孔子说得很直白，就不会有争议了。第一，不称楚，而称荆。曷为贬?隐之罪人也，故终隐之篇贬也。剩下十一条，只有两种写法，要么元年春王正月，公即位，要么元年春王正月，只有时间，没有任何关于事件的记载。

【9】历史事件往往很复杂，来龙去脉，头绪很多，容易让人迷失在纷乱的具体情节中。另据唐人徐彦引东汉经学家戴宏的说法，公羊高也是子夏传人。

盖是书是乐之味，尽发于一读一奏之间，外虽可喜，而中既无余矣。至于华夏与楚书战，原因更复杂，要结合《春秋》关于楚国的一系列记载，才能理出点头绪。《左传》桓公十八年详细了记载庄公的父亲桓公之死。为学生讲授春秋时期的历史，就是这个目标非常宏大的教育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难怪《谷梁》说例总是左支右绌，瞻其前不能顾其后。【24】但从僖公元年开始，就楚而言，夷狄称国的义例被全面打破：僖公元年：楚人伐郑。 摘要：《春秋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，源自鲁国官方史书，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。孔子不言战而言败，把秦当夷狄对待，是想说明，秦穆公此举，是夷狄行径。

当然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精确背诵，而是记住整个叙事框架和结构以及许多固定修饰搭配，然后可以在实际吟唱中作一些即兴发挥。楚国遣使聘问鲁国，《春秋》书人——这是够不上卿这一级别的人在《春秋》中的常规写法，不是因为使者不是卿，而是孔子借此表示，楚国文明程度不够。

20 钟文烝：《春秋谷梁经传补注》，第353页。……一见‘公子翚于此，则隐之篇不称公子，贬意益显。

传统经学家认为，《春秋》四公不见公即位，也是孔子笔削的结果。以往对《春秋》存在义例的质疑，事实上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。《春秋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22)，这一年的记载如下：元年春王正月。所谓《谷梁》的两个破绽，都有合理的解释。华夏诸国，君行则称君，如僖公十年，夏，齐侯、许男伐北戎。楚首见于鲁庄公十年，庄公时期共五条：庄公十年：秋九月，荆败蔡师于莘，以蔡侯献舞归。

桓公携夫人文姜出访齐国，文姜与兄长齐襄公通奸事泄，遭桓公斥责，于是襄公设计害死了妹夫。删去隐公、庄公、闵公、僖公的公即位，用意何在?隐公的情况较复杂，暂且搁置，庄、闵、僖三位国君，孔子借此微言要表达的大义是一致的。

姚际恒说得好：使圣人执一例以修《春秋》，何殊印板死格，尺寸不移，此冬烘之学规、胥吏之计簿，而乌足为圣人之书，可传于天下万世哉?……事有万变，例岂能齐!【26】如果义例只是一组死板的文字规则，好比密电码，一个刀笔吏就足以胜任笔削鲁史的工作了!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理解过去，评判古人，而是面向未来，希望后人生活得更好。笔者倾向于认为，谷梁子、公羊子是子夏某个数传弟子的学生(具体论证容俟另文)。

哀公：元年春王正月，公即位。聘未有不称使者，其不称使何?荆未有君也。

18 《春秋》不仅源自鲁国史书，而且因为孔子是鲁国人——这应当也是孔子选择鲁史的原因，笔削后的《春秋》依然是基于鲁国立场的史书，内外有别，所以鲁与华夏诸国的战争，也不书战。《春秋》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紧紧抓住最核心、最关键的问题，一剑封喉。而且反过来，两个华夏国家交战不书战而仅书败之者亦不乏其例。并举例说：成公十二年经云：秋，晋人败狄于交刚，《谷梁》云：中国与夷狄不言战，皆曰败之。

陈槃：《左氏春秋义例辨(重订本)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13 比如戴君仁：《春秋辨例》，台北：国立编译馆，1978年。

对于《春秋》笔法的这一转变，孙觉评论说：侵伐自此称人者，所以见中国之衰，而荆蛮之强暴也。善作乐者，藏其声于无声之中，非欲塞人之耳也，得声于无声，则其声无时而穷也。

楚屈完来盟于师，盟于召陵。不能僵化、教条地看待义例。

6 陈立：《公羊义疏》，第343页。其反驳理据，主要就是举出不合义例的记载。穆公向老臣蹇叔征求意见，蹇叔反对，因为秦郑相距太远，所谓偷袭，成功率很低。这句话很好地表明了《春秋》笔法的基本特点：用简洁的文字，靠微妙的文字变化，来传达大义。

襄公：元年春王正月，公即位。比如鲁僖公四年(公元前656)，齐桓公带领宋、鲁等国，和楚国在召陵结盟，书中这样记载：四年春王正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侵蔡，蔡溃。

单单看这一处，实在没什么大义可言，但如果把眼界放宽，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整个一部《春秋》，242年，有年只出现过两次，还有一次在鲁宣公十六年(公元前593)，记作大有年。即便是春秋时期非常重大的国际事件，依然很简略。

其一，中国与夷狄也有书战的，他举了楚国的三个例子。凡天下之理，不能窥于未得味之前，必不能舍于既得味之后也。